在楚雄漂泊二十余载，为生计奔波的足迹遍布城郊与邻县的村村寨寨。每至一处，我总会特别留意村口或村中央那蓊郁的大树——尤其是被彝乡老人尊称为“神树”的黄连木（彝语：纪鲁济）。它们高大挺拔，亭亭如盖，在流转的岁月里与村落静默相守。每一次相遇，都似亲切呼唤，将我的魂灵瞬间拽回遥远的故乡——禄丰县中村乡五台山脚的叽拉大村，带回那棵刻骨铭心的“红军树”身旁。
故乡叽拉，是滇中北部高寒山区典型的彝家村落。据族谱与先人口传，祖先源于大理故地，几经辗转暂居大北厂，终为避战乱和政府收的苛捐杂税，择此盆地状茂密山林定居。先祖垦荒建寨时心怀敬畏，特意留下可入药的苦楝树、朴树，能固土的松树，以及些许杂木与黄连木。村中原有七棵黄连木，与邻近赵家庄、张家村等同种树木遥相呼应，其中伫立村中路旁的那棵最为苍劲——既像风雪中坚守的哨兵，又似翘首盼归的老者，自祖上便是吉祥与信仰的图腾。爷爷那辈人说不清它的年岁，只知“村在树下生，人在树下老”，它皲裂的树皮如老者肌肤，却藏着蓬勃生机，无言见证着土地上的生死轮回与悲欢离合。
儿时记忆里，这棵黄连木已需四五个成年人合抱方可围拢。树干在两米高处骤然分出两三股粗壮枝杈，纹理扭曲盘结，深邃如彝文写就的无字经卷。虬曲枝桠奋力向上，两条主干在五六米高处直刺蓝天，共同撑起遮天蔽日的巨伞。老一辈称它“苦茶连树”，青黄不接的岁月里，其嫩叶经煮漂可掺米面充饥，沏茶则初苦回甘，恰似山里人淳朴坚韧的人生。我们孩童爱叫它“黄莺树”，盛夏时节，无数黄莺藏于叶丛婉转啼鸣，洒落一地灵动欢快。
然而，让它超越凡木、赋予神圣意义的，是“红军树”这一光辉名字。彝语中我们尊称其为“咔秃尼斤”，意为“红星帽树”，后渐彝化为“红军树”。这个名字连同背后滚烫的红色记忆，早已烙进每个叽拉人的血脉。
1936年春，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力，为摆脱敌军围堵、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自楚雄挥师，穿越牟定、黑井崇山峻岭，披荆斩棘经七峰、中村，风尘仆仆抵达叽拉。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将士们露宿村头场坝与屋檐下。这棵黄连木以宽广浓荫，为疲惫的战士们提供了安栖之所。他们以地为床、以天为被，还采摘嫩叶，借古井水烹茶解乏。
更让乡亲世代铭记的，是树下场坝点燃的温暖与希望。休整期间，红军打土豪、分浮财，将地主家的粮食、牲畜、盐巴公平分给穷苦彝家人；在墙壁书写革命标语，尊重彝家风俗，教唱激昂红歌。世代如牛马劳作的彝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尊严与希望，紧握战士的手用彝语反复说着：“咔秃逆尼得擦颇擦责啊！”（戴红星帽的人是好人——红军是好人！）。鱼水深情点燃彝山儿女心中火焰，不少热血青年当场参军，星火就此播撒。难忘的夜晚，篝火在树下熊熊燃烧，语言不通的军民拉手起舞，火光映照着热泪盈眶的面庞，照亮了土地上压抑千年的渴望。自此，这棵树便被尊为“红军树”。
这些年每逢佳节回乡，我必去探望它。战火硝烟早已散尽，村中曾写有红军标语的老屋，多被崭新红砖洋房替代。唯有这棵“红军树”，被村人视若珍宝——围以结实水泥护栏，悬挂标识牌，依旧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烤烟丰收时，村民爱在树荫下纳凉劳作，编织“金枝玉叶”梦；平日里，老人安坐闲谈，孩童绕树嬉戏。茶余饭后的言谈，既有对过往艰辛的追忆，更有对当下幸福的品味与未来的憧憬。
这棵“红军树”，是慈祥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它将长征足迹与红色记忆，以无声却强大的力量镌刻在年轮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彝家儿女。于我而言，无论行多远，闭上双眼，它巍峨的身影便清晰浮现于滇北晴空——苍劲、温柔且坚定。
它是彝山土地的根脉，是彝人精神的图腾，时刻提醒我们不忘来路、明晰归途。这棵彝家山村的无言丰碑，记录着今非昔比的变革，根须深扎故乡泥土，一如信念永驻心间。它必将如精神矍铄的老红军，永远屹立在村中央，屹立在每个游子梦乡，指引着叽拉游子的归根处。
作者简介：李正洪，男，彝族。云南省禄丰市退役军人。热爱写作，擅长以细腻笔触捕捉生活肌理。用心里感受并记录人生的酸甜苦辣，作品发表于《云南政协报》《楚雄日报》《伟德平台》公众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