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是我国实施较早的一种比较古老和传统的政治制度，它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县级设置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体制设置中的一个体制单元。而羁縻州府制是古代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结合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政治制度，也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地处古代南中地区的云南姚安为例，这里长期为滇蜀通道要冲,是自蜀入滇的南路。历史上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所谓“绥怀六诏，镇靖百蛮，羁縻十三州”之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周赦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庄蹻入滇，遣部将小卜略定滇西，战殁于姚。”便与内地开始了联系；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兵征滇，滇王降汉，正式将云南纳入大汉王朝的版图，在原滇王统治区设益州郡，同时设置了24个县，这就是郡县制这种内地政治体制在云南实施的开始。姚安为当时设置的24县之一，时称“梇栋县”。到唐代，郡县制已逐步过渡成为了羁縻州府制。新编《姚安县志》说：“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汉云南郡地置姚州都督府，为南中统部，羁縻50余州、县。”说明羁縻州府制这种政治制度在当时已相当普遍了。时至今日，在我国普遍实施、并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保护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然可以看到古代羁縻州府制这种政治制度的精要和影子。
（姚安光禄古镇，图源：姚安融媒）
一、郡县制的局限性与张柬之《请罢姚州屯戌表》
郡县制是起源于中原内地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为加强中央的集权统治，中央在各地设置郡县，由中央统一管理。秦、汉以后，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的结束，国家逐步走向了统一，疆域不断扩大，很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了国家的版图，为进一步强化中央的集权统治，中央王朝在很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和内地一样实行郡县制度。可以说，这种政治制度的实施，对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保持国家稳定发展、保证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社会结构以及风俗都各有差异，社会形态也不完全不相同，有一定的不平衡性。因此，一个模式地实行郡县制这种政治制度是有它的局限性的。秦汉时期不分地域和民族，就一刀切地过早把在内地行之有效的郡县制这种政治制度移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为后世提供了不少沉痛的教训。地区与民族之间的不平衡性要求中央政权在各地的统辖方式上应有所区别。中央政府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尊重当地的社会结构，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这些在今天看来极为浅显的道理，中国古代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政治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却很难得到人们认同。故而，虽然姚安地区在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就实施了郡县制，设置“梇栋县”，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但在此后至唐麟德元年(664年)置姚州都督府时的近800年时间里。中央政府并未能对这里实行有效管理。蜀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率部到达这里，这里归附了蜀汉；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姚州众少数民族起义。”这里又成了少数民族首领的领地；陈时（朝代存在时间为557年至589年）又为爨蛮所据。至置姚州都督府设立时,爨蛮统治这里近100年。设置姚州都督府后，曾任合、蜀二州刺史的张柬之依照朝中旧例，每年以五百兵士镇守姚州，然而其地险瘴，士兵“到屯辄死”。这些都是实行郡县制的局限性所致，这也就是后来羁縻州府制这种新兴政治制度实施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基础条件。
张柬之（625年－706年），字孟将，唐朝襄州襄阳人。唐高祖和武则天时期的重臣之一，中进士后任清源丞。689年以贤良征试，擢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荆州长史等职。狄仁杰向武则天推举之，武则天将其提升为洛州司马。不数日，狄再荐之，称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遂得以升为秋官侍郎，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与桓彦范、敬晖等乘武则天患病之机发动政变，复辟唐朝国号。因功擢天官尚书，封汉阳郡公，后升为汉阳王。不久，遭武三思排挤，被流放陇州，气愤致死。张柬之曾任蜀州刺史，对南中姚安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情都是比较了解，他在深入总结了南中地区的历史和诸葛亮治理南中姚安地区的施政措施后，向武则天上书了《请罢姚州屯戌表》，要求武则天撤去姚州，不再在此地设置中央直辖的州郡，而是设立羁縻州。他上书的《请罢姚州屯戌表》说：
臣某言：臣伏闻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绝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来，洎於後汉，不与中国交通。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年，始请内属，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乃收其盐布毯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刘备据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备死，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起盐，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利兵，以增武备。故《蜀志》称自亮南征之後，国以富饶，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则前代置郡，其利颇深。
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奇货之资，不输於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
昔汉以得利既多，历博南山，涉兰仓水，更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历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盖讥汉贪珍奇盐布之利，而为蛮夷之所驱役也。汉获其利，人且怨歌。今减耗国储，费用日广，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归，老母幼子，哀号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国家无丝丝之利，在百姓受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
往者，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统领，不置汉官，亦不留兵镇守。人问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夷汉杂居，猜嫌必起；留兵运粮，为患更重；忽若反叛，劳费更多。但粗设纪纲，自然安定。臣窃以亮之此策，妙得羁縻蛮夷之术。
今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靖寇之心，又无葛亮且纵且擒之技。惟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略，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唱引凶愚，众会蒲博，一掷累万。
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馀户，见散在彼，专以掠夺为业。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长史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前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贵及蜀兵，应时破败，噍类无遗。又使将军李义总等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遂废。臣窃以诸葛亮称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验，至垂拱四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及置州後，录事参军李棱为蛮所杀。延载中，司马成琛奏请於泸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於今不息。
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国家设官分职，以化俗防奸，无耻无厌，狼籍至此。今不问夷夏，负罪并深，见道路劫杀，不能禁止。臣恐一朝惊扰，为祸转大。伏乞省罢姚州，使隶巂府，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废，於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来往。增巂府兵，选择清良宰牧以统理之。臣愚将为稳便。
作为宰相的张柬之直接向武则天皇帝上书，要求撤去姚州，不再在此地设置中央直辖的州郡，而是改设立为羁縻州。一是说明了郡县制这种政治体制在姚州地区已经适应不了统治的需要，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关注和重视，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二是说明了姚州作为滇蜀通道上的要冲和连接内地与云南边疆的重镇，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同时，推进姚州的羁縻州府制改革，还可以为全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示范。事实上，羁縻州府制虽起步于隋朝，但隋朝国祚不长，仅三十七年就亡，其羁縻州府数量也不多。到了唐代，特别是武则天以后，羁縻州府的数量迅速增加。终唐一朝，羁縻州府数量大大超过直隶府州的数量。欧阳修统计唐代羁縻州府共有856个，这不过是常见的或比较稳定的羁縻州府，许多时废时置的府州并未列入《新唐书·地理志》。比如东北地区，《新唐书·地理志》仅列60个羁縻州府，而实际上唐朝在这里一共设置了22个都督府，79个州。即便只以欧阳修的856个计算，羁縻州府仍比直辖州府多出一倍以上，统辖范围之广，地域跨度之大，更非直辖州府所可比拟。
二、诸葛亮治理南中的措施奠定了羁縻州府制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羁縻州府制发端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南中的统治措施。到三国时期，郡县制这种政治体制在南中地区可以说是早已名存实亡。南中地区出现了雍闿、孟获、高定、朱褒、爨习、孟琰等一大批大姓豪族俊杰割据的局面。陈寿在《诸葛亮传》里说：“建兴元年，封亮武乡候，开府治事。……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诸葛亮在其《前出师表》里说：“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也就是说诸葛亮建兴三年春天率部南征，五月渡过了金沙江，到了当年的秋天，南中地区已经全部平定。在平定南中后，诸葛亮认为沿袭秦、汉时期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有三个不易，即：“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于是，他针对南中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以“即其渠率而用之”的羁縻式的统治方式为核心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在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从而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效果。第一是调整南中原有郡县，任命重臣治理南中。东汉末年以来，南中郡县己名存实亡，诸葛亮对这里原有的郡县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将益州郡改建宁郡，以李恢为太守；分建宁、牂牁置兴古郡，以马忠为太守；分建宁、越巂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在南中的官吏任命上，诸葛亮及蜀汉朝廷“多用重人”，除李恢、吕凯、马忠外，像张嶷、张翼、张表、杨戏、阎宇、霍弋等人，都是朝廷重臣，他们也大都能遵照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管辖南中。这一措施实行后，蜀汉加强了对南中的控制。第二是调发士卒充实蜀汉军队。平定南中后，诸葛亮调发“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充实到蜀汉军队中，为五部，成为蜀军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在战斗中“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战斗力极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唯一因出色表现而获得表扬的大将是王平，诸葛亮对他进行提拔重用，表彰他的办法之一就是拜他为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由他率领这支少数民族部队。调发南中少数民族士卒到蜀汉军队，一方面削弱了南中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削弱了大姓豪族的势力，另一方面又补充了蜀汉的军事力量，增强了蜀军的战斗力。第三是征调豪族入朝为官，任用渠帅统治地方。对南中豪族大姓、少数民族首领，诸葛亮则加以笼络，不留兵驻守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使夷汉安居。将原南中大姓豪族俊杰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孟获等调离南中，到蜀汉朝廷做官，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南中的控制。同时，诸葛亮任用南中少数民族渠帅对本地、本族进行统治，如：曾多次反叛并均被诸葛亮擒获的姚安豪酋高定，在南中平定后被诸葛亮封为了益州（今大理）太守。方国瑜先生在《高氏源流总派图概说》中说：“一世祖高定，……移居滇南。时，诸葛亮南征，封为益州太守，……”对一些豪酋，诸葛亮还赠以“瑞锦、铁券”，作为保护他们权力的文书证明。这些措施，调整了民族关系，缓和了民族矛盾，增强了南中大姓豪族、少数民族对蜀汉政权的向心力。第四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控制。史载，诸葛亮曾“为夷作图谱”，他“先画天地、日月、君主、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大力宣扬华夷一家，君臣伦理，尊卑贵贱的观念。这幅图谱为南中各族广泛重视，此后，每朝廷“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诸葛亮在思想上对南中少数民族加强控制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五是在南中兴办屯田，努力发展生产。由于蜀汉在北方与曹魏战事不断，地处蜀汉南部边疆的南中地区就成为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因此，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于建宁郡设五部都尉，配以夷汉部曲，进行屯垦。又把少数民族渠帅领有的羸弱奴和依附民，分配给汉族大姓作部曲，并鼓励大姓出金帛收卖、招徕部曲，于是夷人“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通过这些措施，云南郡出现了从事游牧的“上方夷”和从事农业的“下方夷”。事实证明，诸葛亮在南中地区实行屯田，开发了西南边疆，发展了当地经济。作为对诸葛亮统治南中方针政策的贯彻，建宁太守李恢还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充实二郡的人口，人口增加了，生产便得以发展。于是，李恢抽取叟、濮等族的耕牛、战马、金银、犀革为赋税，“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诸葛亮这些措施实施在南中地区的推广实施，不仅使南中成为了蜀汉政权兵源与赋税来源的基地之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经济开发，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边疆的管辖，密切了南中各族人民与内地汉族之间的关系。这种采取了“即其渠率而用之”的羁縻式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式被历史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因而为后世普遍仿效、应用、推广，为羁縻州府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虽然，诸葛亮在治理南中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推动了当地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但当时正处于三国鼎立的时代，恢复汉室，统一中国是蜀汉政权既定的目标，然蜀国国小力弱，这样，蜀汉政权只得将南中地区纳入中央直接管辖，采取了与内地发地区一样的赋税政策，没有对南中地区因地制宜实施优惠，加重了南中地区人民的负担。这些在后来唐化的羁縻州府制发展过程中才得到了完善。
三、羁縻州府制的源来与发展
我国最早的羁縻州府应是始于隋代。据《隋书·裴矩传》载：开皇十年（590），裴矩奉命巡抚岭南，还未成行，岭南渠帅“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同时，俚帅王仲宣进逼广州，其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裴矩与大将军鹿愿连续击败叛军，斩周师举，王仲宣部溃散。之后，裴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这二十余州，应是隋朝因地而设的羁縻州府。隋不仅在岭南设羁縻州府，在其他地方也设有羁縻州府，如云南地区，有昆州、协州、曲州等，都是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七》载：“昆州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协州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曲州本恭州，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八年更名。故朱提郡，北接协州。”可见，隋朝已比较广泛地在边疆地区设置羁縻州府。唐朝的第一个羁縻州府就在三国时蜀汉统治的南中地区。唐高祖李渊入关伊始，遣使招抚巴蜀等地，拜韦仁寿为嶲州都督府长史，《册府元龟》《牧守部·招辑》说：“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嶲，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抚慰之。仁寿将兵五百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豪帅为牧宰，法令肃清，人怀欢心。”这是唐朝最早设置的羁縻州府。其后，设置羁縻州府统辖边境地区，成为唐前期统治者的既定方针。《新唐书》《地理志·七》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岁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太宗继位后，随着归附的少数民族接踵而至，羁縻州府的数量迅速增加，羁縻州府在全国迅速普及。隋朝时的羁縻州府由于史书记载不多，加之刚刚起步，特点不是十分明显，到了唐代，羁縻州府制的特点则明确地表现了出来。一是唐朝的羁縻州府皆由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管辖，而普通州县则直属于中央统辖。二是羁縻州府一般都“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以少数民族部落区域为州县统辖范围，并由部落或民族首领直接出任都督或刺史。这种保留边疆民族原有部落，以其酋长为首领的统辖方式，是对经济形态及社会结构非平衡性存在的承认，也是对边疆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因此，唐初设置羁縻州府，吸引了大量边地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附。适应边地社会形态和经济水平，正是羁縻州府成功的原因所在。三是唐朝的羁縻州府还可以保留本部原有军队，但只能“慎守封疆”，不可擅自行动，同时还必须服从中央或都护府（都督府）的调遣。唐朝在羁縻州府一般都发有信符或者印鉴，以备征发。如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西蕃部落所置府州，各给印契，以为征发府信。”这种印契就是征调少数民族军队的凭据。在唐朝前期的历史中，可以经常看到唐中央征发少数民族军队与唐军一起进行军事行动。四是羁縻州府比直辖州县享有优惠的经济待遇。羁縻州府对中央的经济负担主要有朝贡和交纳轻微的赋税两种形式，而朝贡只是进贡各地方物土产，朝廷以赏赐形式的回赠要远远大于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有些羁縻州府需要交纳一定的赋税和负担一定的徭役，但相比中央直辖府州，这些徭役赋税要轻得多。关于羁縻府州的赋税，唐初有以下规定，《通典》卷6《食货·赋税下》说：“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这是针对羁縻州或直辖州的归附人口而言，一般情况下，有些羁縻府州的少数民族交纳半课。姚州在武德四年（621）置，管理32州，后移治梇川州。《新唐书》卷120《张柬之传》说是“自是朝贡不绝”，而蜀州刺史的张柬之却说“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这是仅有朝贡而无赋税的一个典型。然而不管怎么样，羁縻府州对国家的经济负担要比直辖府州轻得多，这也是羁縻府州能够稳定边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诸葛亮的南中民族政策与唐代的羁縻州府制比较分析
准确地说，诸葛亮在南中只是实行了羁縻式的治理方式，还不是一种完善的政治制度。他并未在南中设置羁縻州府。但是，他所创立的这种羁縻式的统治方式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故而，后世纷纷仿效。从隋唐开始，中央政府便纷纷借鉴诸葛亮的成功经验，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府，羁縻州府开始盛行起来。以后，这种羁縻式的统治方式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方式的主流，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将唐代羁縻州府制特点与诸葛亮在南中实行的羁縻式统治方式的具体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第一是唐代的羁縻州府一般都是“即其部落列置州县”，由部落或民族首领直接出任都督或刺史；诸葛亮在南中就采取“即其渠率而用之”的羁縻式的统治方式。这是两者在根本上的相同之处，充分证明了羁縻州府是脱胎于诸葛亮在南中的统治模式。第二是唐朝的羁縻州府可以保留本部原有军队，同时要服从中央或都护府（都督府）的调遣，经常有少数民族军队在唐中央征发下与唐军一起进行的军事行动。这也与诸葛亮在南中的措施大体相同。诸葛亮虽然采取了削弱南中地区军事力量的措施，但南中仍保留有军队；而诸葛亮征调“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充实到蜀汉军队，与蜀汉军队共同对曹魏作战，与唐代对羁縻州府少数民族军队的使用如出一辙。第三是作为军事性的临时措施，唐朝政府常向羁縻州府征收贡赋，补充各地的军需给养；诸葛亮及蜀汉政权也一直利用南中的丰富资产以“充继军资”，为北伐曹魏聚集充足的财力，物力，诸葛亮及蜀汉政权的这种措施，也是一种军事性的临时措施。
当然如前所述，诸葛亮的南中羁縻式治理方式与唐代的羁縻州府制也有不同之处，这有历史的、具体的原因。蜀汉时南中地区要直属中央管辖，要对南中地区征收较多的赋税，是由当时的蜀汉内外情况决定的。三国时期，天下未能一统，而蜀汉前后君臣，皆以复兴汉室、统一天下为已任；但是，国小力弱，要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就必须动员举国之人力、财力。这样，对南中地区加强控制，征收较多的赋税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不过，到蜀汉后期，因为姜维等人的穷兵黩武，蜀汉与曹魏之间的战争不断，对南中各族的压榨也就随之加重，引起南中地区各族的愁怨与反抗。如谯周所言：“南方远夷之地，……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可见，诸葛亮在南中的羁縻之治正因对各族征收赋税过多，已在当朝显露出其弊端，故在有唐一朝，中央对羁縻州府就实行了与其他州府不同的赋税政策。
五、羁縻州府制起源于古代姚州及附近地区
羁縻州府制是源于诸葛亮在南中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式治理措施的经验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制度源头和根在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制度开创了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行分类管理的先河。从隋唐开始，中央政府便纷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府，这种羁縻式的统治方式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方式的主流。同时，这种统治方式也缓和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我们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依然还能看到这种制度的很多精要。古代的姚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南中地区的重要区域，也是连接南中与内地的桥头堡，这里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关乎整个云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这也就是作为唐朝宰相的张柬之上书皇帝武则天要求撤去中央直辖的姚州而改设羁縻州的原因。另外，民国《姚安县志》里有诸葛亮深入南中擒获孟获的记载，说明孟获是古代姚州人，虽然这一点史学界还在争执，没有定论；但诸葛亮深入南中过程中擒获的另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也就是他在其《南征表》里提到的高定就是位于古代南中地区的姚州人，而且还是姚安高氏的始祖，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由云龙先生在《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中说：“一世祖高公定公，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井冈乡人也，后移居滇南。时，有孟获踞滇，蜀丞相诸葛亮渡泸讨之，公素为夷长所畏服…..后计诛雍闿、朱褒以为俘，献亮，亮加公忠顺，疏请封以益州守，是为高氏始祖。”从这段记述里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高定是姚安人无疑；二是雍闿、朱褒极有可能是古代姚州或姚州附近的少数民族夷长首领，否则怎么可能与高定有如此联系呢？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古代羁縻州府制这种政治制度它的发源地在古代的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姚安是它的主要发源地或主要发源地之一。
注：本文原载姚安县政协主办、姚安县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文化姚安论坛》。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